在谈到澳大利亚的债务时，1万亿这一庞大数字让许多人忧心忡忡。然而，令人惊讶的是，投资者们却在纷纷以真实的资金进行投资，本周的澳大利亚债券认购量几乎是其发行数量的五倍。上周末，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总债务接近9840亿澳元，而本周新发布的170亿澳元债券和票据则使得总债务首次突破了1万亿澳元的大关。尽管一些债务在周五到期后会暂时下降到万亿以下，但这个里程碑已经显现出其不可逆转的趋势。而更令人关注的是，政府的预测显示，预计到本十年末，澳大利亚的总债务将接近1.25万亿澳元。议会预算办公室也显示，截至本财年末，包括各州和地方政府在内的广义政府债务将接近1.6万亿澳元。

与此同时，全球债券市场面临不安，投资者对于通货膨胀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债务兴起表示担忧。澳大利亚基准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本周达到了自5月份以来的最高点，而30年期国债收益率更是创下了彭博自2016年以来的历史新高。然而，与预期相反的是，澳大利亚债券并未遭到抛售，反而受到热抢。这主要是由于美国财政部对债券市场的干预，导致全球长期债券收益率短期内出现下行现象（即价格上升和购买量增加），澳大利亚也不例外。

澳大利亚国债突破1万亿澳元（折合约7110亿美元），在全球范围内并不算大，但对于这个长期以来以财政稳健著称的资源型发达国家而言，意义重大。疫情期间，澳大利亚政府为了刺激经济而大量举债，导致债务迅速上升。疫情前，澳大利亚的净联邦债务几乎为零，且多年来一直处于财政盈余状态。虽然当前债务扩张的速度相对较快，但出发点极低，为政府提供了公式上相对宽松的资产负债空间。现在，澳大利亚的联邦债务占GDP比重约为38%至40%。即使加入州和地方政府的债务，其广义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也仅在60%左右，这在发达国家中属于较低水平。

不过，债务的持续增长引发了越来越大的财政压力。从1万亿澳元跃至预测中的1.25万亿再到广义的1.6万亿，澳大利亚面临的财政挑战也将逐步凸显。尤其是在全球利率居高不下，国债收益率升至多年高点的情况下，融资成本正在上升。

为了理解澳大利亚的债务状况，美国是一个非常好的对比对象。本周，美国的公共债务总额突破了40万亿美元。从绝对数字来看，美国的联邦债务是澳大利亚的约56倍，但两国的经济和人口规模却完全不同。澳大利亚大约有2800万人口，而美国的人口约为3.49亿，是澳大利亚的12倍多。按人均债务计算，澳大利亚的债务约为3.7万澳元（约2.6万美元），而美国则约为12万美元，是澳大利亚的约4.5倍。此外，经济体量的差距更为明显，澳大利亚的GDP约为2.6万亿澳元（约1.8万亿美元），而美国的GDP则达到约28万亿美元，是澳大利亚的15倍。可见，美国以15倍的经济规模承担了56倍的债务。

直接比较债务占GDP的比例，澳大利亚的联邦债务约占GDP的38%至40%，相比之下，美国联邦公共债务占GDP已超过140%。即使把澳大利亚的州和地方政府债务完全计算在内，广义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也仅约60%，远低于美国的水平。更重要的是净债务，澳大利亚政府持有大量金融资产，其净债务仅约为总债务的一半；而美国的净债务则与总债务差距不大，因此实际的偿债压力相对较小，财政灵活性更高。

信用评级也反映了上述差异。近期，穆迪和标普均维持了澳大利亚AAA的主权信用评级，并展望稳定。澳大利亚是为数不多同时获得三大评级机构最高评级的国家之一。而美国在2023年被惠誉评级降低了一个等级，标普自2011年以来维持AA+评级，只有穆迪仍给予Aaa评级。在评级机构眼中，澳大利亚的信用质量无疑优于美国。

尽管当前国债受到市场的追捧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澳大利亚无忧无虑。债务的上升趋势仍在继续，从1万亿至1.25万亿再到广义的1.6万亿，财政压力终将显现。全球利率持续高位，国债收益率亦在多年高点，将对未来利息支出造成影响，侵蚀政府的预算空间。其次，澳大利亚家庭债务水平高，房价居高不下，私人部门对利率变动极为敏感。如果利率长期维持高位，可能会抑制消费和房地产，从而进一步拖累经济增长，间接影响财政收入。此外，澳大利亚经济依赖中国市场和大宗商品价格，若中国房地产和基础建设放缓，且铁矿石价格出现波动，将给澳大利亚的出口收入和财政带来不确定性，资源收入一旦减少，将使债务指标迅速恶化。

最后，长期的支出压力依旧存在。尽管由于移民推迟使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有所减缓，但医疗、养老、国防及住房等各类支出需求依然在不断增加。疫情后，政府也需要在气候变化、基础设施等领域增加投入，因此债务的构成仍易增难减。总体来看，与美国相比，澳大利亚在低负债起点、高信用评级、资源出口以及人口增长等方面具有核心优势，而美国则面临高负债与信用受损等压力。然而，美元的霸权使得美国能够以本国货币举债并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支持，但其债务规模的膨胀已具有引发市场波动的潜在风险。